原文
田制一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jīng)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為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于其封疆之內(nèi)田土之肥瘠，民口之眾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為門以內(nèi)之事也。
井田既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后亦三十而稅一。蓋土地廣大，不能縷分區(qū)別，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為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吾亦可無事于縷分區(qū)別，而為則壤經(jīng)野之事也。
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于下下，漢獨能為三代之所不能為者，豈漢之德過于三代歟？古者井田養(yǎng)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yǎng)民，使民自養(yǎng)，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較之于古亦末嘗為輕也。
至于后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為什一而稅，古之法也。
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于古法。九州之田，不授于上而賦以什一，則是以上上為則也。以上上為則，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于賣爵、貸假、榷酤、算緡、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于田賦者，彼東郭咸陽、孔僅、桑弘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什而稅一，名為古法，其不合于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什一者，其賦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后王因之。后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后王又因之。
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后之為民者日困于前。
儒者曰：井田不復(fù)，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于漢、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fù)乎！今天下之財賦出于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
故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獲，不過一石，盡輸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茍且之術(shù)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為則而后合于古法也。
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內(nèi)，天子食之，其收之諸候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于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圣君，方授田以養(yǎng)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fù)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末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為也。
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fù)井田者，乘大亂之后，土?xí)缛讼《罂?，故漢高祖之滅秦，光武之乘漢，可為而不為為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為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既井而后，人民繁庶，或不能于吾制無齟齬，豈反謂之不幸與？
后儒言井田必不可復(fù)者，莫詳于蘇洵；言井田必可復(fù)者，莫切于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洫涂、溝畛，遂徑之制，非窮數(shù)百年之力不可。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為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fù)，其所以復(fù)之之法亦不能詳。余蓋于衛(wèi)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fù)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世儒于屯田則言可行，于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為十也。
每軍撥出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余糧十二石，給本衛(wèi)官軍俸糧，是實征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即周之鄉(xiāng)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歷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為難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
州縣之內(nèi)，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尚余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紛紛，而徒為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fù)也。
難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fù)有銷耗也？日：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xiāng)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獲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為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什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征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為，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fù)，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后可？日：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
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
魏晉有戶、調(diào)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fù)有戶矣。
唐初立租、庸、調(diào)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diào)，有身則有庸，租出谷，庸出絹，調(diào)出繒纊布麻，戶之外復(fù)有丁矣。
楊炎變?yōu)閮啥?，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diào)之名渾然不見，其實并庸、調(diào)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嘗減庸、調(diào)于租內(nèi)，而復(fù)斂丁身錢米。
后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diào)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使庸、調(diào)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
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余年，是銀、力二差又并入于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fù)紛然。
其后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于一時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
萬歷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為戶部，合三餉為一，是新餉、練餉又并入于兩稅也。至今日以為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xué)無術(shù)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
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為之制。援田于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yǎng)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于暴稅乎！
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于小民乎！故賦谷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為也。其有納錢者，后世隨民所便，布一匹，直錢一千，輸官聽為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為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谷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并歸田土，于是布帛之折于錢者與谷米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
宋隆興二年，詔溫、臺、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谷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于甚困。
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shù)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為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谷米，亦無不為銀矣；不特谷米不聽上納，即欲以錢準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為賦，陸贊尚曰“所供非所業(yè)，所業(yè)非所供”，以為不可，而況以銀為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兇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為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兇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上復(fù)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為雔也。
然則圣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谷者賦百谷，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
何謂田土無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為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士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shù)十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為害也。
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為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為一畝，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為畝，分之五等。
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shù)畝而同一區(qū)者不妨數(shù)號，一畝而分數(shù)區(qū)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
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加其力有余也而悉耕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上田一畝較量多寡，亦無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