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整理及其他馮夢龍作為戲曲家，主要活動是更定傳奇，修訂詞譜以及在戲曲創(chuàng)作和表演上提出主張。至于馮夢龍創(chuàng)作的傳奇作品，傳世的只有《雙雄記》和《萬事足》兩種，雖能守曲律，時出俊語，宜于演出，但所寫之事，缺少現(xiàn)實意義。馮夢龍之所以重視更定和修譜工作，在于他看到當時傳奇之作，“人翻窠臼，家畫葫蘆，傳奇不奇，散套成套”(《曲律序》)的現(xiàn)象嚴重。為了糾正這種弊端，使之振興，于是主張修訂詞譜，制訂曲律，以期“懸完譜以俟當代之真才”(同前)。同時提出“詞學三法”，強調(diào)調(diào)、韻、詞三者不應(yīng)偏廢。在馮夢龍看來，一部優(yōu)秀劇作，應(yīng)該情真意新，韻嚴調(diào)協(xié)，詞藻明白，文采斐然，案頭場上，兩擅其美。馮夢龍正是在這種主張驅(qū)使之下，從事傳奇更定工作的。馮夢龍更定的作品達數(shù)十種之多，現(xiàn)可考者有17種，其中頗有不少名作，如湯顯祖的《牡丹亭》、《邯鄲夢》，袁晉的《西樓記》，李玉的《一捧雪》、《人獸關(guān)》和《永團圓》，《占花魁》，以及《精忠旗》等。在更定過程中，馮夢龍強調(diào)關(guān)目的真實自然，合乎情理，突出中心，反對枝蔓。更定的《精忠旗》，便是以慷慨大節(jié)為主腦，突出岳飛忠君愛國和將士人民對他的愛戴。他還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側(cè)面刻畫，使之生動鮮明。以更好地發(fā)揮“傳奇之袞鉞”的作用。在他更定的《酒家》中，就曾給各種人物以不同的個性特征，“雖婦人女子，胸中好丑，亦自了了”（《酒家序》）。對于音律，見原作落調(diào)失韻處，馮夢龍也總是按譜加以修改，以便于演唱。他要更定湯顯祖《牡丹亭》的原因，便是認為這部具有無限才情的杰作，只是“案頭之書，非當場之譜”（《風流夢小引》），馮夢龍更定的《牡丹亭》，與湯顯祖原著的意趣，雖有所差異，但也的確使之便于用昆腔演唱。

　　《春香鬧學》、《游園驚夢》、《拾畫叫畫》等著名昆曲劇目，便有采用馮夢龍定本的地方。馮夢龍更定傳奇的工作，對于糾正創(chuàng)作脫離舞臺的案頭化偏向，繁榮明末戲曲，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在戲曲表演藝術(shù)方面，馮夢龍也有不少精湛之論。他在《雙雄記序》中提出，“歌者”必須識別調(diào)的宮商，音的清濁，不能“弄聲隨意”、“唇舌齒喉之無辨”。在更定傳奇的眉評中，也時時“提示”演員，何處是“精神結(jié)穴”處，戲要做足；何曲演時不宜刪略。要求演員應(yīng)認真領(lǐng)會角色的思想感情，氣質(zhì)風度，以及其所處的藝術(shù)環(huán)境，演出神情和個性來。這表明馮夢龍在有意地探討表演藝術(shù)的規(guī)律，并從理論上作了一些總結(jié)。

　　馮夢龍的散曲集《宛轉(zhuǎn)歌》和詩集《七樂齋稿》，均已失傳。從殘存的數(shù)十首作品中可以看出，其散曲多“極摹別恨”之作。他的詩以通俗平易見長，雖不成詩家，但亦有可觀之作。如在知縣任上寫的《催科》，其中便有“帶青□早稻，垂白鬻孤孫”之句。正如鐘惺所評：“下句更慘。二語出催科吏之口中，亦無可奈何之極矣。”（《明詩歸》卷七）

　　此外，馮夢龍還曾參與校對精刻《水滸全傳》，評纂《古今譚概》、《太平廣記鈔》、《智囊》、《情史》、《太霞新奏》等，并有笑話集、政論文等十余種傳世，還撰有研究《春秋》的著作《麟經(jīng)指月》。

　　明代文學是以小說、戲曲和民間歌曲的繁榮為特色的。小說、戲曲方面，頗有一些大作家，但在小說、戲曲、民間歌曲三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貢獻的，明代唯馮夢龍一人而已。

　　馮夢龍出生于明后期萬歷二年（1574年），卒于1646年。他生下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復(fù)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yīng)，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xiàn)了許多離經(jīng)叛道的思想家、藝術(shù)家。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shù)成就，寫下了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璨的篇章。他卒于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在這一年的前后，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凌濛初（1644年），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yīng)箕、夏允彝、祁彪佳、劉宗周（1645年），阮大鉞、王思任（1646年），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年）等等，在戰(zhàn)亂中死去。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tài)的中國式的文藝復(fù)興在異族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生于1574年(明萬歷二年)，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馮夢桂）弟（馮夢雄）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雄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除了寫詩文，主要精力在于寫歷史小說和言情小說，他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中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志》、《增補三遂平妖傳》、《古今烈女演義》、《廣笑府》、《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jīng)、紀史、采風、修志的著作，而以選編“三言”的影響最大最廣。

　　他一生有涉及面如此廣，數(shù)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志趣和才華有關(guān)外，也和他一生的經(jīng)歷密不可分。

　　馮夢龍從小好讀書，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jīng)史以應(yīng)科舉上。他曾在《麟經(jīng)指月》一書的《發(fā)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jīng)，逢人問道，四方之秘復(fù)，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shù)千年，瀾翻廿一史?！比欢目婆e道路卻十分坎坷屢試不中，后來在家中著書。因熱戀一個叫侯慧卿的歌妓，對蘇州的茶坊酒樓下層生活頻繁接觸這為他熟悉民間文學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他的《桂枝兒》《山歌》民歌集就是在那時創(chuàng)作的。

　　直到崇禎三年（1630年），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年）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后回到家鄉(xiāng)。

　　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在清兵南下時，他除了對反清積極進行宣傳，刊行《中興偉略》諸書之外，還以七十高齡，親自奔走反清大業(yè)。馮夢龍是一位愛國者，在崇禎年間任壽寧知縣時，曾上疏陳述國家衰敗之因。清順治三年（1646年）春憂憤而死，一說被清兵所殺。

　　在思想上，馮夢龍受李卓吾的影響，敢于沖破傳統(tǒng)觀念。他提出：“世俗但知理為情之范，孰知情為理之維乎？”（《情史》卷一《總評》）強調(diào)真摯的情感，反對虛偽的禮教。

　　在文學上，他重視通俗文學所涵蘊的真摯情感與巨大教化作用。他認為通俗文學為“民間性情之響”，“天地間自然之文”，是真情的流露。在《敘山歌》中，他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fā)名教之偽藥”的文學主張，表現(xiàn)了沖破禮教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特質(zhì)。他重視通俗文學的教化作用，在《古今小說序》中，認為“日誦《孝經(jīng)》、《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通俗小說可以使“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這些見解對鄙視通俗文學的論調(diào)是一個有力的打擊。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jīng)世治國之志，但他不愿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等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污、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只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yǎng)家。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歷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jīng)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jīng)濟下的出版業(yè)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xiàn)了這些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