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強調(diào)文章的現(xiàn)實功能和社會效果，主張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貫徹了他的文學主張，所作多為有關(guān)政令教化、適于世用之文。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保ā渡先藭罚┱驗榘彩浴皠諡橛醒a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臨川先生文集》等。他所著的《傷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有收錄。

言簡練明快筆力雄健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王安石的政論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其言簡練明快，卻無害于筆力雄健。其文以折為峭而渾灝流轉(zhuǎn)，詞簡而意無不到。《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jù)對北宋王朝內(nèi)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xiàn)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新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洞鹚抉R諫議書》，以數(shù)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xiàn)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jié)構(gòu)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shù)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jié)合得緊密自然，用簡單的自己游山洞的經(jīng)歷說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zhèn)ス骞址浅Ｖ^，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

詩歌造詣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以熙寧九年（1076）左右王安石被罷相的時間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nèi)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扒G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陡惺隆贰都娌ⅰ贰妒”返龋瑥恼?、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nèi)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jīng)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王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變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nèi)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shù)表現(xiàn)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保ā逗笊皆娫挕份d黃魯直語）《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xiàn)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王荊公體
　　“王荊公體”的特點是：重煉意，又重修辭。在用事、造語、煉字等方面煞費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載體是其晚期雅麗精絕的絕句。其長處是下字工，用事切，對偶精；其短處在于作詩主意求工，主意之過流為議論，好求工而傷與巧；故“王荊公體”有深婉不迫處，也有生硬奇崛處。這既體現(xiàn)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詩復歸的傾向，可謂既有唐音，又有宋調(diào)，對宋詩的發(fā)展影響較大。
　　王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桂枝香.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壯麗景致及懷古傷今，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競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共開豪放詞之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文學主張
　　從文學角度總觀王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王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diào)“實用”，對藝術(shù)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xiàn)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雖然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jié)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jīng)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贝颂煜轮砸?。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shù)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diào)，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diào)，經(jīng)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quán)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后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fā)憤于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br />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xiāng)賢”優(yōu)良傳統(tǒng)的一種表現(xiàn)；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jīng)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chǔ)，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shù)”，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jù)，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tǒng)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shù)“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shù)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锻跚G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焙m也有類似的評價，其后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shù)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一、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研究王安石變法并產(chǎn)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zhì)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diào)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于宋代特定的時代歷史環(huán)境中。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tài)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xiàn)其富國強兵，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tǒng)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啟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啟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并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jié)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nèi)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二、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斗爭的典型事例而遭到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間，相關(guān)文章共發(fā)表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制造輿論，他們炮制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zhàn)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jù)“四人幫”的調(diào)子，上綱上線，無學術(shù)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jīng)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fā)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并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學界出現(xiàn)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fā)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隙ㄕf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nóng)民的負擔，阻礙了商品經(jīng)濟的正常發(fā)展，變法期間社會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shù)，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chǎn)有所發(fā)展，財政狀況好轉(zhuǎn)，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jīng)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的關(guān)系，也是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起積極影響，又承認它對商業(yè)活動的發(fā)展有不良影響。

國外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以及數(shù)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guān)技術(shù)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shù)敏感的發(fā)現(xiàn)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shù)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tǒng)治的可能和方向。